“构建清晰化的碳排放总量年度目标。”
“加快培养‘碳达峰’‘碳中和’专门人才。”
“抓住碳中和机遇，加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
“探索构建‘消费碳票’机制，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实现。”
……
自2020年9月，我国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来，碳排放成为席卷能源、环保、工业等多个领域的热议话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许多专家、学者也都针对碳排放具体规划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及建议。
碳排放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从中央到产业界，都对它如此关注?
传统观念里，碳排放等同于发展权。这一观点的逻辑在于，工业制造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但许多工业制造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因此，遏制碳排放等于变相遏制工业制造、遏制经济发展。
但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现实背景下，人类可以找到兼容发展与控制碳排放的解决方案。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通过多项行政、经济手段方法，逐步加强对碳排放的控制，全球工业结构向绿色低碳升级的趋势日渐明显，一场全球化的绿色工业革命正在到来。
在此过程中，碳排放的价值定义正在发生转变。“高碳排不等于高发展，以低碳排谋求高发展”的思路开始兴起，关于碳排放的一系列市场机制初现雏形。
可以预见，在未来，低碳化或将成为决定一国工业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新“护照”——碳排放越高，面临的环保约束、商业合规约束就越大，越不利于在国际贸易中行走，越不利于制造业的长远发展。
全球新的多边贸易体系，基于低碳化的公平贸易，将是一个核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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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护照”
如果说，工业革命以来，国际贸易看重的主要是工业产品的质量及效率，那么至少从现在起，国际贸易可能还要逐渐加上一条衡量标准：碳排放。
为了将全球气温较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升高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近几年来，主要经济体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相继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
而这种一致行动，将会使全球工业体系在未来20到30年，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7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提出“碳关税”概念。此后，部分经济体开始围绕控制碳排放进行探索。时至今日，与碳排放相关的新的贸易壁垒开始显现。
比如，欧盟宣布将于2021年中正式提出“碳边境税”;建立全国性的碳定价机制，进而通向碳边境税，也是新上任的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政策选项。
中国是欧盟和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自然也将受到碳边境税影响。而且，碳边境税在主要经济体中的酝酿，必然会激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去探索、实施碳定价机制，进而形成塑造新型多边贸易机制的新力量，甚至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来源：ClimateNews网站)
全国人大代表、远景科技集团CEO张雷说，如果中国制造不实现零碳转型，中国贸易出口将有可能为此付出巨大成本并失去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工业及企业需要积极推动新一轮全球化，行走国际的“护照”足够绿色，才能顺利通行;反之，在国际贸易、海外投资、项目建设与融资等方面，则可能会越来越受到国际及各管辖区的碳定价政策的影响。
2
能源革命?更是绿色工业革命!
长久以来，一个容易产生的误区是：能源消耗带来碳排放，要降低碳排放，就要降低能源消耗。
当然，事实绝非如此。必须明确的是，“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与否，衡量的关键指标在于碳排放量，而非能源消费总量。换句话说，关键在降碳耗，而非降能耗。
一方面，能源使用不是越低越好，人均能源使用量是衡量国民富裕的重要标准，如果单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必然会对发展形成不必要的制约。
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要实现中高速增长，在实现更高效利用能源的同时，预计2060年能源和电力的消费总量比2020年还会有相当幅度的增长。考虑到目前中国的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助于控制碳排放总量，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放缓经济增长。
张雷认为，要想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并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速，就需要让能源消费与碳排放脱钩，即加大对碳排放控制力度，让能源消费合理增长，主要是绿色能源的增长;尤其是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等绿色能源的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碳中和，还能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碳达峰”和“碳中和”要求的减少碳排放，并不是简单地关停一些产业，或者限制一些产业的发展，而是刺激广泛利用绿色能源，打造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比如，推动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强但高耗能的行业实现绿色升级，鼓励建立绿色智慧能源基础设施，加强低碳工业材料的创新、生产工艺的创新，实现产业链与工业布局的再造，创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等。
“碳中和不仅仅只是能源的事，它与产业链等方方面面都有关系，碳中和目标影响的是下一步工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组和新的国际标准等更多深层面的发展。”在一次公开论坛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俊峰这样表示。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解振华表示，世界正迎来一场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绿色低碳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能源、技术和贸易竞争的高地。无论国家、行业还是企业，只有把握了技术、产业、能源低碳转型的先机，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
可以想像，如果调整能源结构，继续深入能源革命，不仅能源生产能够转向可再生能源，使用能源的交通、建筑、钢铁、化工等产业体系，也将在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上发生重大的变革。
比如，高炉焦炭炼钢将转向绿色氢气炼钢，汽车和船舶的燃油动力将被电动和燃料电池技术取代，生物合成技术将取代化工技术生产低碳、零碳并且可回收降解的材料……这些具体的改变，将推动整个工业体系向绿色升级。
纵观人类发展史，能源是工业的血液，每一次能源革命都伴随着工业革命。“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与其说是新一轮能源革命，不如说是新一轮深刻的绿色工业革命。
3
零碳新工业体系：“鱼”与“熊掌”兼得
实际上，以绿色发展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
多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的引领下，全国上下持续加大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力度。尤其是近半年来，顶层设计频频发力：
2020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的八项重点任务之一;
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思路;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时间及重要性进行了强调。
为什么会如此密集地围绕碳排放作出部署?
“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十四五’期间非常关键。”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曾一语道破关窍。
而全球在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碳中和，2020-2030年是关键的十年，因为时间紧迫，欧盟已经加大了这十年的减排力度，并且呼吁全球各国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一方面，时值“十四五”开局，大力推动碳减排，加快我国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转型，推动工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既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也是积极承担全球责任、提高国民环境福祉的必然举措。
目前，全国各地已经陆续行动起来，着手制定本省市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计划。同时，国家相关部门也在制定相应的计划，比如工信部提出要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等。对我国来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时间越早，峰值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
另一方面，我国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至今已积累一定的绿色科技发展产业优势及能力。比如，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氢能生产国和消费国，生产了全球超过一半的电动汽车，生产了全球超过60%的动力电池;中国的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均为世界第一，装备制造已形成完整产业链。相比于2010年，2019年中国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82%，陆上风电降低了39%。
以我国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为例，其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分别占全国的72%、61%。张雷称，三北地区的风电成本和青海等地的光伏成本已在0.2元/度以下，吉林西部大部分地区利用远景的技术，目前风电度电成本已低于0.2元/度。到2023年，风电和储能成本更均将降到0.1元/度。
高盛研究部预计，到2060年，中国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超100万亿)，创造4000万个净新增工作岗位并推动经济增长。
如此天时地利人和，如此广袤的市场前景在前，在充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让风电和光伏成为“新煤炭”，电池和氢燃料成为“新石油”，智能物联网成为“新电网”，我国将有望建立起一个零碳新工业体系，实现低碳耗、高发展这种“鱼”与“熊掌”的兼得。
这也将促进诞生一批理念领先、能力出色的绿色科技企业及产业成果。围绕“新煤炭”“新石油”“新电网”的能源转型大趋势，远景积极布局了智能风机制造、储能、动力电池、能源物联网等业务。
其中远景旗下的智能风电技术公司远景能源名列全球前茅;智能电池科技公司远景AESC在近5年全球动力电池累计出货量位列全球前五;并构建了全球最大的能源物联操作系统EnOS，连接协同超过1亿终端设备和200GW能源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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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跳式超越”机遇
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性的革命，更是一场帮助中国制造获得再次腾飞机遇的革命。
何建坤认为，全球长期碳中和目标导向，将加剧世界范围经济技术革命性变革，重塑大国竞争格局，也将改变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和企业发展业态。先进深度脱碳技术和发展能力将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走上深度脱碳发展路径也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
张雷在今年全国两会带来了《抓住碳中和历史机遇，加快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议案，他建议，中国要制定零碳新工业体系的顶层设计和中长期规划。在各行业各领域制定自己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间表与路线图的基础上，更需要分析该领域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路线和生产装备。
此外，他还建议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壮大绿色能源装备产业，加快培育零碳能源在关键领域的应用技术。张雷表示，要让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区域成为零碳新工业革命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让智能风机和光伏技术成为零碳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让工业领域零碳应用技术和装备成为新工业革命中的 “蒸汽机车”和“纺纱机”，进一步释放“煤炭”和“蒸汽机”的效能优势。
这意味着，未来国际发展之间将多出“脱碳”这一新赛道，而构建零碳工业体系，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有着多重战略意义。
一来，零碳新工业体系将减少对国际化石能源的依赖，增强我国能源及产业发展安全。中国绿色科技产业引领的新工业体系，不仅能够对低碳化的国际贸易做出贡献，还能加强中国全球供应链中心的地位。
二来，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将在国内产生上百万亿的投资机会，极大促进能源资源等要素与创新技术、生产方式的组合创新，最终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内生动力。
三则，围绕绿色能源进行新的产业布局，构建零碳新工业体系，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将获得“绿色通行证”，绕开碳关税，而且还能因弃碳而成本更低，进一步凸显制造优势，让我国升级为全球零碳新工业的中心。
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本质上是各国零碳新工业体系之间的竞争。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转向零碳能源产业的趋势下，谁转得早，谁的零碳新工业体系先建成，谁的竞争力就更强。
正如我国在燃油车时代落后于德国的发动机开发制造，但由于在动力电池上布局前瞻且完善，以动力电池取代发动机，成就了今天“动力电池世界引领者”的可喜成绩。每一次新的工业体系出现时，正是中国工业赶超的好机会。
“从‘人口红利’到‘绿能红利’，‘零碳’就是新的发展红利”，张雷说，“换道超车，是中国制造业形态再造与空间再造的机会，也是中国进行‘蛙跳式’超越的好机会。”
